《教育部2022年基础教育司工作要点》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教育部, 2022）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当前教育改革与实践中的热点，也是未来教育创新变革的发展趋势，社会与文化变迁、技术革新驱动、国家政策主导、教育内生发展四大因素通过复杂的作用机制共同推动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祝智庭 & 胡姣, 2022a）进入转型时期，教育数字化成为提升教育的内在需求、推动教育公平的有效手段、优化教育治理的重要抓手和实现终身学习的有力支撑。（吴砥 等, 2022）同时，数字技术出现的时空间隔不断缩短，与之关联的教育变革呈现全新态势。当前，不同教育主体在数字观念、素养和能力等方面呈现多元化的代际差异，指向了数字鸿沟的时代转向。这种鸿沟不仅存在于传统代际之间，更发生在同代内部，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演变为数字代沟。作为概念的数字代沟脱胎于数字鸿沟，是指出生于数字时代的年轻世代成为与年长一代相对应的数字技术富有者，两代人之间形成显著的数字代际鸿沟。（周裕琼, 2014）数字代沟既可以被视作数字鸿沟在世代差异、群体身份等维度的流动，也可以被理解为传统代沟的数字化彰显。它关注的并不是技术形态和设备基础等外部变革，而是聚焦于不同教育主体的数字化生存差异。基于这一语境，“Z世代”学生通过数字反哺回应教育场域中的数字代沟：以自身的数字化实践作为示范，引导不同主体意识到教育交往中的数字区隔，在改变传统观念的同时弥合看似难以逾越的生存边界。他们将掌握的数字观念、知识和技能积极输出给教师、家长等传统教育者；不同教育主体承认和接纳数字代沟，并主动接受反哺。本文立足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变革背景，聚焦不同教育主体在数字鸿沟向数字代沟过渡中的生存方式重构，以及在认知、情感、思维、身份和行为等多重方面的动态演进，折射出数字化转型中数字反哺的教育镜像。
在数字化时代，技术到底是推动了教育均衡发展还是拉大了教育数字鸿沟，一直是教育领域长期争论的重大议题。如果说数字鸿沟是教育信息化2.0时代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面临的困境，那么技术赋能则可以被理解为推动教育变革的关键力量，包括提升基础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等。（万昆 & 任友群, 2020）梳理现有文献，既有研究对数字鸿沟与教育变革的关注大多聚焦于城乡基础教育的设备供给差异、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差异和家庭资本引发的学生成长差异等基本问题。以数字鸿沟为中心的多重原因共同造成并扩大着城乡基础教育的内在差异，影响了乡村基础教育数字化建设。（张辉蓉 等, 2021）作为城乡教育不均衡问题的表征形式，新数字鸿沟意味着从物理鸿沟转向应用鸿沟，表现为城乡教师因运用信息技术方式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葛新斌 & 张玲, 2021）以PISA2018全球数据为基础，数字鸿沟涉及硬软件设施配备、设备使用支持环境、设备使用状况和设备管理规范四个方面，由此引发的城乡差距和区域差异导致学生成绩呈现明显不同，即学校信息化水平与学生学业发展呈正相关性。（马红梅 等, 2020）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教师的教、学生的学和管理者的管面临数字时代全新发展逻辑的挑战与重塑，促成以数字技术推动信息的数字化思维流——向数字化模式转变。（祝智庭 & 胡姣, 2022b）在教育数字化转型时期，数字鸿沟之问引导研究者重新审视技术与公平的内在关系。智能时代的数字鸿沟越发成为教育公正难以逾越的障碍，不仅影响了智能教育的战略布局，同时加大了教育个体之间的数字差异。（孙伟平 & 伏志强, 2020）
作为数字鸿沟的概念分支，数字代沟的形成原因指向数字技术在代际群体间的差异显现，它既有生物学意义，不同代际进行生命属性更迭，也具备社会学立场，深受社会结构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与数字鸿沟的宏观审视相比，数字代沟的相关研究聚焦于不同代际个体的数字素养和触媒技能，集中表现在接入沟、使用沟、知识沟和素养沟等方面的差异。比如，立足于数字代沟，通过对200个家庭中亲代和子代共计400个样本的问卷调查与配对比较，从量化角度描述与解析家庭内“静悄悄的革命”。（周裕琼, 2014）以数字代沟和文化反哺为线索，数字反哺具有三大维度，即数字介入反哺、数字技能反哺和数字素养反哺，分别对应数字代沟的三大维度。（周裕琼 & 丁海琼, 2020）在传统差异被逐渐弥合的同时，由学生代际差异而勾连的数字代沟开始日益凸显。现有研究各有侧重，但是跳出已有框架并立足于当代教育变革的问题域，研究者可以发现一个更加生动的理解路径，即考察“Z世代”学生的生存方式与数字代沟的内在联系，思考他们如何理解和运用数字技术并与不同主体展开教育交往。
数字技术的应用门槛不断降低，使过去处于教育数字化运作机制边缘的教育个体开始走向智能时代知识生产的前台，在提升教育场域中可见度的同时增进群体认同。教育数字化转型带动的教育变革不断重塑师生关系和家庭结构，传统的数字鸿沟逐渐演变为数字代沟。它不仅指向不同世代间的数字区隔，延续了以往社会地位、身份角色和兴趣偏好的传统分层逻辑，更暗含当代学生的内部差异，遵循以数字思维和媒介素养为标准的划分维度。研究者立足于后喻文化视域，探讨作为数字土著的学生与作为数字移民的教师之间产生的代际数字鸿沟。（姜宛彤 等, 2016）当数字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传统教育样态、理念和模式都经历着时代跃迁。作为教育概念的数字代沟印刻着教育时空的文化隐喻，将人类生命进化中的生物本能和社会属性置于时空流转的教育语境，为理解数字化生存的代际互动提供阐释框架。传统的数字鸿沟研究较少关注学生与同辈、不同代际间的差异和矛盾，忽视了数字交往的重要经验来源。过去，教育场域的数字鸿沟集中表现为城乡差异和代际差异。然而，在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和媒介形态的本质变革的共同作用下，对数字代沟的关注已经转向世代差异，即同一代际学生内部与外部的数字化生存呈现出多元面向。尽管数字技术使不同世代间的关系连接变得更加便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建立真实而稳定的联系，也不意味着可以在特定问题上达成共识。同代数字代沟的形成动因不仅在于学生日常生活语境的变化，更来源于教育数字化的时代转型。数字技术不断赋能教育场域，其媒介镜像以一种更加潜在的方式进行隐秘建构。这一镜像在教育实践中衍生出丰富的符号意象，在数字化转型的多元语境中被不断解构和重组。同时，研究者将论述重点聚焦于不同代际之间数字素养的天然区别，以先验性视角进行概念理解和理论分析，难免会陷入结构性话语的思维窠臼，使得数字代沟的阐释路径日益缺乏活力和创新。更重要的是，它更侧重于代际间隔引发的交往冲突，强调批判性视角而忽视建设性维度，尚未将主体的情感诉求和实践范式视作研究重点。
不同代际的数字观念具有时代特征，而同代之间的技术实践同样存在显著差异。数字代沟并非简单地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而是聚焦于不同世代的多元差异。当作为教育工具的数字技术融入教育场域，从学习环境、教学组织、课程理念和教学方式等不同角度改变学生的教育生活，相伴发生的是集体化传授向个体性发展的更迭。这种变化指向数字化转型中的不同世代的生存特征和成长语义，更契合了“关注过去，影响当下，面向未来”的教育理念。相比代沟，学生群体的世代差异更能体现他们正在经历的数字文化更迭。换言之，数字代沟强调需求分析和价值逻辑，将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转向不同世代的多元差异，关注不同个体对不确定性问题的解决能力，折射出数字时代“人之为人”的本质力量。因此，理解数字代沟需要透过纷繁复杂的媒介镜像考察“Z世代”学生的数字化生存如何被赋予全新语义。既要关注当代学生的“同期群”研究，即考察学生群体伴随纵向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化，更要将目光转向群体内部的横向更迭。无论是数字鸿沟还是数字代沟，二者并非意指不同代际的极端对立，而是始终存在交往弹性与弥合可能。它们作为激活研究活力和吸引学界关注的隐喻修辞，已经不再只是纯粹的教育镜像折射，而是指引不同教育主体重新理解数字化生存，并承担推动代内、代际间数字流动和价值共享的教育责任。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数字代沟成为考察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生动路径。
数字代沟的出现不仅源于过去停留于概念想象层面的技术实践正在成为可见的现实，更源于同代学生的内部差异。当代学生是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变量，不仅受数字技术和媒介力量的双重影响，更反向推动教育场域中关系结构的历时性更迭，成为理解数字代沟与教育变革内在关系的重要切入口。探索新一代学生的过程必然意味着无数未知的可能性，每一步都充斥有丰富的不确定性，亟须突破传统认知和固有思维。作为“Z世代”的典型群体，当代学生在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同时构建了全新的教育语义。当他们在被数字技术重新赋权的同时，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生活力亦被激发了，对教育场域中的交往文化、关系结构和生态语义产生根本性影响。从传统世代到“Z世代”，当代学生经历了从媒介化生存客体向数字化叙事主体的身份转变。与生俱来的数字思维和媒介意识为他们塑造教育形象提供了原始的文化资本积累，悄然推动教育数字化的时代转型。更重要的是，与之相伴的数字代沟呈现出当代学生的群体特征，在“数字反哺”中发挥着作为“Z世代”的主体性力量。
（一）“Z世代”学生的教育透视
在传统的时间分界上，“Z世代”指的是出生于1995年至2005年的一代人。对于成长于媒介化时代的学生，他们不仅是数字原住民，更是不断前进和演变的“Z世代”。面对“Z世代”，传统意义上界定世代的标准与参数不再奏效，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压缩出更加细微的年限间隔。他们开始分享更加复杂的信念和经验，在多元认知中呈现出异质性的价值取向。当前，不同世代的间隔正伴随数字技术的变革而不断缩短，指向学生代际差异的动态变化。“万物皆媒”“数字共联”赋予“Z世代”特定的意识观念，折射出契合时代特征的生存方式：不仅包括学习风格、认知习惯和人格养成等成长性维度，更涵盖如何认识自己、如何与他者展开教育交往等发展性维度。不同于传统学生，“Z世代”学生的群体特征是强调差异，彰显个性，追求多元。同技术一道成长的“Z世代”并不会将技术视作新鲜事物，但对于那些后天接触技术的学生而言，技术才是技术。在媒介形态的演进中，“Z世代”越发坚信数字技术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普通个体的生存权利。
在代际差异视野中，“Z世代”学生常常被误解为深陷数字网络而难以抽离，无法在现实空间建立稳定的交往关系，缺乏坚定而厚实的生存能力。事实上，他们深谙数字技术的运作逻辑，时刻保持开放的头脑和积极的心态，勇敢地接触新生事物并挑战自我边界。他们的行为和立场横跨各个世代的学生群体，在课堂教学的数字实践和家庭空间的媒介体验中得以形塑。当代学生的成长差异不再简单地体现在纵向的历时性变化，而是转向了横向的共时性更迭。当传统的师生交往语境与“Z世代”相遇，在交互博弈中衍生出具有媒介特征的话语体系、生存方式和文化形态。这不仅是数字代沟的集中表征，更是教育数字化语境的时代转型。立足技术传播的现实条件，文化反哺并不能勾勒出当代数字技能的代际传承（周裕琼, 2015），而数字反哺则可用于描述年轻世代对年长世代的数字改造和媒介影响（周裕琼 & 丁海琼, 2020）。它改变了教育主体对数字技术和新型媒介的具体应用，从不同侧面消解并重构师生交互的生存语境。
当过去专业而理性的话语资源被分解，教师作为知识权威和技术典范的传统形象面临多重挑战之时，当代学生不断将“去中心化”视作身份标签，不再局限于知识消费者的刻板身份，积极转向知识创造者和传播者的角色变革。正是这一立场的转变，师生互动关系逐渐契合数字反哺的时代内涵。“Z世代”开始借助数字媒介平台等不同渠道获取目标知识，在深度学习中掌握反哺技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教师的自我定位。他们期待数字技术更加完善，期待知识获取和价值反馈更加多元，从而获得丰富的生存体验。在传统媒介时代，技术传承往往是自上而下的代际更替，即教师扮演传承者角色，学生是技术继承者。而当代学生与教师的互动不再局限于自上而下的单向路径，观点、理念、知识和态度往往是自下而上的双向交流。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Z世代”的身份特征和生存图式不仅折射出复杂的媒介镜像，而且以更强大的辐射力量引发教育场域的深度变革。
（二）“数字反哺”的教育语义
作为概念的数字反哺源自文化反哺，衍生于社会学、传播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文化反哺指的是传统受教育者（后辈）向施教者（长辈）实施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化知识文化传递过程。（米德, 1988, p. 27）在后喻文化时代，传统世代和新世代之间会进行逆向的文化反哺现象。（周晓虹, 2016）这不仅表征了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周晓虹, 1988），也意味着反向社会化，即传统受教育者反向影响施教者的文化过程，这也是传统受教育者由社会化客体向社会化主体转变的过程。过去三十年，与数字媒介有关的文化反哺几乎每隔十年延伸出一个新维度：从1990年代的器物反哺到2000年代的技能反哺再到2010年代的观念反哺。（周裕琼 & 丁海琼, 2020）与数字反哺相比，技术反哺可以凸显媒介技术应用的反向传播特性。（Correa, 2014）作为反哺者的年轻世代，应将数字反哺视为连接代际关系的中介性工具或构建代际关系的重要部分，而非目的性任务或者替代性互动，这是数字媒介素养的应有之义。（王敏芝 & 李怡萱, 2022）与此同时，年轻世代应当尝试在数字实践中激发同伴学习效应，实现代内文化反授。（陈云松 等, 2017）
数字代沟的历史维度表明旧技术总是在新技术的出现过程中被重新整合，即便有些传统行为在技术迭代中失去活力，但是仍然在实践方式变革中衍生出全新意义。数字技术的出现并不代表传统技术的湮灭，而是在继承中整合多元技术。在教育数字化转型时期，数字代沟的意义生成不再局限于传统信息技术的交互传播，也聚焦于“Z世代”学生的数字反哺。因此，数字反哺建立在数字代沟以及不同教育主体的平等对话基础上，是一种反思性转身。数字反哺的发生场景既可以在宏观社会层面，也可以在中观群体层面，但是更多地聚焦于学校场景、课堂交往和家庭空间等微观构建层面。以中学生家庭为例，家庭内部的手机使用呈现出明显的数字代沟和文化反哺，在推动新型代际传播模式形成的同时实现了家庭权力结构从单向权威向双向权威转变。（朱秀凌, 2015）在青少年家庭场域中，反哺为数字代沟的弥合提供了契机，父母在接受反哺的同时应当寻找与亲代之间的共鸣并强化正向哺育。（万丽慧 等, 2018）数字反哺的程度越深，家庭越和谐，反之亦然。（朱丽丽 & 李灵琳, 2017）在比较不同代际的实证研究中，亲代在数字媒介的采纳率上高于祖代。而从所有媒介类型的交叉分析来看，祖代的反哺接受率显著高于亲代。（周裕琼 & 丁海琼, 2020）
数字化转型赋能互联网的技术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教育系统、文化偏好和家庭关系等各个方面。作为“Z世代”的当代学生同样经历着外部角色、内部认同、行为模式和交互关系的时代重构，不同于传统的技术运作理念，他们开始选择适合自己的知识获取与传播方式。正因为他们具备独有的技术实践特质，才拥有进行“数字反哺”的现实可能。这不仅是文化反哺的数字展演，更是多元技术的创新扩散。同前几代数字技术相比，智能时代的技术形态是多重技术反弹的集中彰显。在世代更迭中，数字技术的反弹效应正在加速发生，在整合与简化过程中作用于学生的个体成长。受益于数字技术的下沉和媒介门槛的降低，当代学生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能够在深层次的媒介实践中推动教育场域的数字化重构，不仅改变了传统教育时空的数字化内涵，更改变了与同辈、家长和教师等不同群体的关系表达方式。作为整体的“Z世代”在连接数量与频率上都远超传统世代，而不同群体的反应和态度则呈现出明显的代际界限。理解“Z世代”的关键前提是尊重他们预期的世界运行方式，而不是否定他们看似偏离正常轨迹的数字化观念。
从本质上看，数字反哺推动教育场域的深度变革。它改变了传统教育者的权威地位，赋予“Z世代”学生充足的数字话语资源。作为青年知识分子，当代学生已经具备从传统受教者向当代施教者转变的主体能力。数字反哺并不是“Z世代”学生的单向输出，而是建立在经验互通、观念互联和情感互动基础上的双向交往。一方面，当代学生通过数字技术实践引导不同世代重新理解“Z世代”的生存法则，深刻洞悉差异化的数字经验和价值输出。另一方面，“Z世代”学生的数字反哺实则是数字再哺育的动态过程。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教师、家长和研究者作为教育者的传统身份被不断重构。因此，数字再哺育是数字反哺的接续行为：不同主体与当代学生之间不再只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他们在数字对话与媒介互动中具备契合教育变革的责任和职能。数字反哺使教育者更加柔和地融入当代学生的日常生活，了解他们的数字技术观念和媒介实践方式。
不同维度的数字鸿沟——地理空间、文化间隙和代际差异，都在个体成长过程中逐渐缩小，与之相伴的是数字代沟的时代演绎。在数字代沟的教育建构中，既要讨论学生身份重构下的主体性彰显，也要关注他们与其他群体的交往方式和实践关系。以当代学生为中心向外辐射的“Z世代效应”正逐渐融入数字反哺的语义形塑，改变了教师、家长和教育研究者等不同主体的心理预期。他们在接触和应用数字技术时往往需要面对诸多不确定性，从而产生由未知风险带来的恐惧与焦虑。与此同时，当他们身处数字反哺的教育语境中，往往也面临身份、情感和认知等现实冲突。因此，反哺行为的发生取决于当代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而效果达成则取决于接受者的基本立场。教育数字化转型从根本上改变了不同世代的生存方式与理解路径，将传统数字语境中的“差距”转变为“差异”，在消解传统代际隔阂的过程中指向数字反哺的教育镜像。
（一）课堂语境中的师生交互
2022年4月11日，《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指出“提升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科学素养”。（教育部等八部门, 2022）在数字化时代，课堂讲授方式和师生交往关系契合了“Z世代”学生的个体成长，以一种细致入微的路径影响教师的技术接入、媒介使用和数字素养。受传统教育模式影响，学生并没有反向传递数字知识和技能的义务。传统教师受一般代际观念影响，对数字代沟的理解倾向于普遍路径的基本判断，对“Z世代”学生及数字代沟的表层认知往往源于个体经验。正是这种缺乏灵活性的经验依赖使他们囿于结构性认知框架，尚未意识到数字技术的时代变革往往发生在他们未曾经验过的领域。传统世代的归属感已经无法转变为激励教师不断前行的内在动力，反而会成为束缚其专业发展的枷锁。因此，教师首先需要考虑的并非数字技术的运作逻辑，而是唤醒内心深处的媒介想象。他们无须将自己框定在某个特定世代，而是在不断提升技术转型能力的过程中理解“Z世代”成长。
作为数字原住民的“Z世代”深受数字反哺的影响，激活了隐藏于身体与心灵深处的“原型结构”，不仅表现在生存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更流动于学习偏好和认知习惯的转向。他们逐渐掌握丰富的数字资源，也承担起相应的反哺责任。因此，数字反哺打破了传统的教育模式及其运作机制，重构了不同代际间教育主体的互动方式。从“Z世代”的生存语境来看，交往对象的数字素养和媒介技能不断更迭，促使他们在外部压力和内部需求的双重缠绕中提升数字能力。同时，学习者对数字技术的敏锐度、理解力和创造性将他们从传统知识结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成为智能时代数字红利的既得利益者。与其他世代相比，“Z世代”更易于在反哺中展现出数字原住民的先天优势，既能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数字化学习方式，也能在代际互动中进行数字输出。因此，数字反哺往往在师生交往的关系语境中被赋予时代厚望：通过反向传授实现数字资源的代际流动，以自身数字实践辐射教师专业发展，缓解师生间因数字素养和资源占有差异引发的认知矛盾与情感冲突。
“Z世代”学生的数字反哺可以帮助教师提高接入数字时空的积极性，实现教育互动的时代融合。越来越多的“90后”走上教师岗位，成为弥合数字代沟的新生力量。出生年代的生物差异将他们置于数字移民与数字原住民之间：掌握一定的数字技能和媒介能力，对新观念、新知识和新技术秉持开放立场。“新一代的教师同样需要自觉地重新定位教师角色的内涵，进行教师专业角色的理念转换，并使基于技术的教学成为教师教学的核心能力。”（丁钢, 2017）来自学生的数字反哺旨在引导教师接受、掌握并运用智能时代的技术样态，在观念互通中形塑师生关系。教师应当尝试将反哺过程中的“数字收获”向代内以及更高代际的教师群体输出，从整体上提升师资队伍的数字素养。因此，当代教师需要在寻找教育真相的过程中拨开数字迷雾，以发展性目光审视“Z世代”的数字化生存。只有学生的反哺输出和教师的自我接纳深度融合，才能将数字反哺转变为构建和谐师生关系、推动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家庭空间的关系流变
在家庭空间，亲代对数字反哺的接纳是一种自我生存的需求导向，即生物年龄、生活习惯和行为偏好的传统建构使他们无法快速适应深度数字化的智能社会，也无法通过掌握数字技能和媒介素养提升生活质量，以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世界。同时，数字媒介的形态重构不断催生亲代的受哺需求，既是在数字化体验中享受学习技能带来的成就感，更是对日常生活数字化转型的回应。更重要的是，当周围群体逐渐成为数字化转型的推动者时，亲代则主动或被动地改变旧有的数字立场，成为数字化生存的同行者。他们深受外部环境和他者交往的多重渲染，潜移默化地接受“Z世代”反哺的数字化改造。数字代沟的成因并非局限于数字技术和新型媒介的使用差异，而是进一步回溯至亲子关系的观念区隔。部分亲代对数字媒介的运用较为娴熟，其原因不仅在于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更在于将数字媒介视作拉近亲子关系、进行子代沟通的重要工具。他们意识到“Z世代”对数字技术具有敏锐的接受力而时刻保持开放态度，通过数字化触媒方式重新理解子代。
家庭空间是数字反哺最为关键的发生场域，也是最容易观察和测量的互动场景。以家庭为中心的数字反哺既是基础性的也是根本性的，可以在数字实践中延伸至多元教育场景。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中，亲代往往占据权威地位，掌握亲子关系的话语权威。在数字技术和媒介形态的双重变革下，家庭关系的话语权逐渐向“Z世代”转移。他们开始占据当代家庭结构的重要地位，承担弥合数字代沟和打破媒介隔阂的家庭责任。他们鼓励不同代际的家庭成员积极掌握媒介技术，互相丰富数字知识并提升数字素养，“通过多种方式促进家庭数字化：提供家庭接入互联网的理由、刺激长辈的学习兴趣以及提高长辈的使用技能”（Eynon & Helsper, 2015）。“Z世代”的数字反哺赋予传统家庭教育观念以新的时代内涵：不仅为亲代提供精神支持和情感慰藉，更在数字交互中弥合亲子隔阂，对孝道实践行为以数字化展演。这一变化既是传统社会与数字社会的内在共性，也是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当代延伸。
“Z世代”子代的数字反哺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趋势，是家庭教育场域中的新型代际传播。它既是推动亲子关系实现动态转变的现实路径，更是弥补数字代沟的本质方式。在家庭教育中，数字反哺指向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文化观念。亲代对子代成长的不同态度直接影响反哺效果，即观念开放的亲代更容易接受子代的数字输出。他们保留着丰富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注重对外部空间的积极探索和内心世界的真实体验。“就家庭教育而言，最为重要的是数字化安全素养和数字化社交素养……着力打造家长数字素养能力提升的指导服务体系。”（叶强 & 杨敬之, 2022）亲代需要改变传统的知识观念和思维习惯，主动接受数字变革的时代挑战，在理解子代的基础上重塑身份。对于“Z世代”而言，接纳亲代的数字局限远比传递技术更重要。亲代接受子代数字反哺时，心态的转变赋予行为发生更多合理化，而通过数字素养反哺能全面提升他们的自我效能感。（万丽慧 等, 2018）因此，与其帮助亲代完成数字实践，不如教授其提高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促使他们成为智能时代的“数字可塑群体”。
（三）教育研究的范式重构
在“Z世代”学生的数字反哺中，教育研究同样经历着范式重构。在教育场域中，数字代沟暗含不同代际教育主体间进行数字赋能与数字索权过程中形成的内在张力。数字反哺更像是一种觉而不察、细腻生动的教育实践，折射出更加丰富的教育镜像。从生物学意义上消除数字代沟是无法实现的幻想，但是“Z世代”的成长经验使“代际统一化”成为可预见的未来现实。数字反哺同样面临诸多挑战和风险，比如，传统角色的置换和话语权力的流转容易引发代际间的矛盾情绪，在遭遇情感不适和身份失衡的同时影响数字反哺的高效推进。因此，教育研究者需要秉持积极和开放的态度拥抱“Z世代效应”，甚至成为“Z世代”的一员。他们需要不断从刻板的思维窠臼中抽离出来，卸下传统教育观念的代际包袱，转变预设立场和思维模式，积极探索智能时代的教育之道。同时，他们需要摒弃技术立场，将研究过程的刻板偏见转变为面向未来的开放视角。
对传统研究范式的坚守无法帮助研究者真正理解“Z世代”的生存特征，更无法在数字鸿沟向数字代沟的时代过渡中考察当代学生在不同教育场域的行为表征。立足教育场域考察反哺输出和反哺接受间的共识与矛盾，传统世代差异将无法阻碍研究者洞悉当代学生的数字经验，引导他们理解不同主体的交往关系和互动逻辑。在全新的数字代沟中，只有立足于“Z世代”的具身经验才能理解数字化的成长过程和未来选择。当代学生具备积极态度、创造精神和开放思维，在不断进取中进行个性化实践。因此，教育研究者需要包容不同世代以及同一世代内部的个体变化和群体差异，尝试以参与者、同行者身份，而非旁观者、后进者身份，深入当代学生的教育生活，理解他们的数字化生存及其投射出的教育镜像。
面向未来，“Z世代”成长和教育数字化转型是长期共存的，不同主体的生存方式和关系阐释成为研究范式重构的生动表征。教育场域的边界正不断扩大，数字反哺的教育语义也变得越发丰富。它不再停留于传统教育研究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视阈，而是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融合多重经验，指向育人方式的时代跃迁。在“Z世代效应”的作用下，不同世代之间的生存矛盾似乎获得深度调和的现实可能，数字代沟的教育语义也经历着时代更迭。因此，教育研究者可以进一步追问数字反哺的教育效果，同时聚焦于更加丰富而多元的教育面向。比如，考察不同代际教师间的数字素养差异和媒介应用偏好；探讨教师与家长进行教育交往的数字化选择以及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显性冲突和隐性矛盾；关注家长适应数字社会、提升数字素养的心路历程和隔代数字反哺等相关议题。教育研究者应当着眼于不同个体的行动愿景，将目光投向复杂的数字实践和触媒方式，以及教育场域中折射出的复杂动机。这些或许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教育议题，期待后续研究能够给予解答。
传统研究总是将“代”置于家庭场域的代际关系范畴，延续了以生物年龄为参照的划分区间，同时将数字代沟框定于年轻世代与年长世代的纵向间隔，却忽视了同代内部的横向差异。在智能时代，关于“代”的概念理解和分析路径已经不再局限于家庭空间，而是已经超越了生育繁衍、血脉接续等生物传承维度。“Z世代”将是数字化时代可辨识的最后一代，也是未来新时代的第一代。他们在不同世代间分享数字经验，为数字反哺的教育镜像注入新的活力。因此，数字代沟的弥合过程可以被视作一种教育场域的“情感劳动”：不同主体倾注了身份转变、价值选择和意义归属等情感因素，在数字互动中寻求自我认同，消解彼此之间的数字区隔。作为概念的“Z世代”是理解数字代沟时空演进的关键线索，为阐释数字反哺的全新语义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从智能时代未来学习者的生存特征来看，“Z世代”的本质需求指向一种时代隐喻：既承载学习方式的数字转型，也蕴含认知习惯和思维结构的时代对话。可见，数字反哺并非年轻世代的单向输出，而是不同世代间共享经验、体验情感和自由对话的多向交互，其本质指向一种从反哺到再哺育的动态过程。不同世代接受来自“Z世代”的反哺，在掌握数字技能和提升媒介素养的过程中主动融入生存语境，以更加自然的姿态延续自身的角色职能。因此，不同的教育主体需要从各自的身份特征出发形成合力，服务于智能时代学习者的未来成长。
首先，“Z世代”的生存意识、个体能力与受哺者的自我认知、接受程度是数字反哺开展的先决基础。当代学生需要尊重受哺者的主观意愿，在深度接纳与耐心教授中弥合数字代沟。他们需要了解和掌握不同代际的数字素养和媒介能力，从微观层面和多元角度提供差异化的数字支持，包括为不同代际提供有针对性的反哺内容、选择个性化的反哺形式和场域等。这意味着“Z世代”需要不断更新反哺观念、拓宽反哺形式和丰富反哺路径，使受哺者在思想、情感和应用等方面都能契合数字代沟的时代变革。
其次，教师需要坦然承认自身成长的数字局限，改变原有的数字偏见；丰富数字知识和媒介技能，包容数字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积极接受来自学生的数字反哺，在自我赋权中实现数字化生存的意义重构，“转变为协作共进者，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岳伟 & 苏灵敏, 2022）。同时，通过线上线下和职前职后联动培养教师的数字素养，推动教育教学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升级和融合创新（闫广芬 & 刘丽, 2022）；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化新技术在教师培养中的广泛应用（赵凌云 & 胡中波, 2022）。伴随泛在学习、无缝学习、智慧学习等新型学习方式的出现，相关教育主体需要共同推动学习空间的有效融合。（杨现民 等，2020）
最后，身处家庭空间的亲代需要在子代的数字反哺中将其内化为厚实而持久的发展动力，在日常生活的技术实践中提升数字素养；主动接触数字文化并适应媒介化生活，努力消解数字反哺过程中的障碍与阻抗。同时，“Z世代”需要意识到数字代沟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既要鼓励亲代以积极心态接触数字技术，也要引导他们理解自身的技术基础和生存心态。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不同教育主体都在反哺过程中经历着文化再适应和再社会化，共同弥合多重语境下的数字代沟。当他们真正理解“Z世代”的生存经验和数字技术的时代语义时，就能一道成为未来教育的同行者和创造者。从教育研究的角度来看，需要聚焦于数字代沟的呈现方式以及不同主体的应对策略。一方面，从微观视角考察当代学生的数字经验，以他们的教育文化生活为线索理解数字技术和媒介形态的双重变革，引导他们积极应对复杂而多元的变化从而规避可能的风险。另一方面，具体分析智能时代教育场域中集体观念和个体倾向的博弈关系，在更加合理而细微的教育实践范畴内进行动态理解，不断衍生出具有科学性和导向性的文化指引。只有坚守开放、包容的生存立场，数字反哺才能演绎出积极、开放与动态的教育语义，真正服务于面向未来的教育变革和智能时代的学生成长。
